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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必讀。亞馬遜年度*歷史類圖書,《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倫敦時報》年度暢銷書。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格雷厄姆·艾利森,橫跨500年歷史、剖析21世紀zui重要的大國關系

內容簡介
隨著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美國長久以來擁有的全球優勢地位受到了挑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歷史,對理解當下中美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修昔底德在書中指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艾利森將此定義為“修昔底德陷阱”。

本書聚焦崛起中的中國對于美國及全球秩序的影響這一問題,對歷史上16個崛起國與守成國進行全球競爭的案例和戰爭場景進行分析,指出中美之間的沖突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結構性壓力,在現今中國和美國都提出讓各自的國家“再次偉大”的時代背景下,兩國妥善處理在關鍵領域的利益分歧,可避免災難性戰爭的發生。同時,作者在書中還為中美如何避免發生戰爭沖突提供了12個具有借鑒意義的方法。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問題研究專家。他曾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并為從里根到奧巴馬的每一位總統的國防部長提供咨詢服務。 著有《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導彈危機》 《核恐怖主義:可預防的終極災害》 《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等書。兩次獲得美國國防部公共服務特別獎章,這是非軍事人員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陳定定: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著名社會智庫海國圖智研究院創始人兼院長,曾任國際研究學會(ISA)亞太區副會長(2014-2018年),現兼任德國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美國霍普金斯大學SAIS學院客座研究員,著名國際問題英文雜志《外交官》的專欄作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理論、中美關系、中國外交和國際公眾輿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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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目錄

推薦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前言

致謝

引言

第一部分 中國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

第二部分 歷史的教訓

第二章 雅典與斯巴達

第三章 過去五百年

第四章 英國與德國

第三部分 暴風前夕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國和我們一樣

第六章 中國想要什么?

第七章 文明的沖突

第八章 走向戰爭

第四部分 為什么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個方法

第十章 我們該何去何從?

結論

附錄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附錄2 七個“稻草人”

本書贊譽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一個對世界秩序的重大挑戰,即崛起國對于守成國的影響。我饒有興趣地讀了這本書,我希望美中關系成為和平解決自身問題的第五個案例,而不是導致戰爭的第十三個案例。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他一貫的清晰概念,用“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照亮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主題:主導國家(美國)怎樣避免與崛起國家(中國)陷入戰爭?艾利森提供了歷史的視角,同時也展示了他從內部了解的美國視角,以及他非同尋常的中國視角。

——《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

閱讀《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并從中吸取教訓有助于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創始人和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中美兩國想要戰爭么?不。它們可能會因為嚴重的結構性壓力而被迫產生沖突么?是的。值得慶幸的是,艾利森繪制了可以避免直接沖撞的基本線路。《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所要探討的問題將會被研究和辯論幾十年。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當代國家安全領域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理論家和實踐者,也是應用歷史學大師。你可以打賭中國的領導人會讀到艾利森關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我只希望我們對美國的領導人能有同樣的把握。每個知情的公民都應該買一本。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世界戰爭》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我們需要去研究書中的論點。靈活的描述、清晰的架構,以及對強大的力量和偶然事件之間無休止的歷史辯論的細致總結和探索,使《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本身就會獲得更多關注、辯論和持續的課堂討論。

——《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最敏銳的國際事務觀察家之一。他一直將他對歷史潮流的深刻理解帶到如今最困難的挑戰中去,并使我們最棘手的外交政策難題能夠被專家和普通公民理解。這就是為什么我作為參議員和副總統時經常征求他的意見。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艾利森闡述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挑戰——處理中美之間的關鍵關系。

——美國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

這是我讀過的關于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美國和中國——的最深刻、最發人深省的著作之一。如果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正確的——我認為他是正確的——中美兩國必須吸取這一出色研究中的教訓,以便建立一種戰略關系,避免爆發一場雙方都不會獲勝的戰爭。

——KKR全球學會主席、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

美國能避免與中國發生沖突嗎?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地緣政治問題。這本重要而有趣的書為我們如何避免這樣的沖突提供了教訓。

——《史蒂夫·喬布斯傳》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

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艾利森再次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通過對昨天戰爭的深刻回顧和對當今國際政治的深刻理解,艾利森不僅向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提供了關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會產生的后果的警告,而且提出了關于避免這一問題的洞見。對于太平洋兩岸的政策制定者、學者和公民來說,《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都是必讀的著作。

——美國前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

艾利森從戲劇和歷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他的書應該會引起美國思想家的警覺……或許會讓我們從“通俄門”、總統推特中轉移注意力,如果你想讀到最嚴肅的戰略設想,請特別關注最后十頁的內容。這本書值得一讀。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密碼簡報》,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

這是一本非常有智慧和重要的書。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全球定位系統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

這是今夏華盛頓和北京都必讀的一本書。

——《波士頓環球報》,尼爾·弗格森

讀這本書會讓你感覺到不安,艾利森是一位一流的學者,他具有一流政治家的直覺。他賦予修昔底德陷阱以深刻的歷史、地緣政治和軍事的意義。與其他學者不同,他寫得很有趣。艾利森不是一位悲觀主義者,他指出嫻熟的治國方略和政治敏感性可以使這兩個超級大國避免戰爭。

——彭博社新聞(Bloomberg News)

這是一本簡短但影響深遠的書,敏銳地剖析了這段歷史……艾利森說,或許我們可以通過與中國進行談判來保持長期和平,進而避免戰爭。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推薦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當前的中美關系處于敏感時期。有人認為雙邊關系已經跌落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最低谷,甚至還會繼續跌落。更消極的觀點認為——“中美注定一戰”,這便是本書的標題。在書中,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比喻中美關系的未來命運。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開宗明義地提出,“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修昔底德的這一論斷,從歷史哲學的高度提出了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競爭與沖突的必然性,即國家實力此消彼長的結構性矛盾將引發戰爭。艾利森教授看到,在今天的國際體系中,中國實力的上升勢必挑戰處在霸權地位的美國;從歷史的鏡像中,他描繪出中美兩國間國家利益、恐懼和榮譽的交織與對抗,提出“注定一戰”這一悲劇性推論。

這幾年,借用“修昔底德陷阱”來形容中美關系困境的言論越來越多。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的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刊登了對習近平主席的專訪。在專訪中,針對中國崛起后必將與美國、日本等舊霸權國家發生沖突的擔憂,習近平主席反駁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1]

在世界輿論就“修昔底德陷阱”與中美關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際,艾利森教授在2015年9月的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雜志上發表長文《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嗎?》 [2] ,又于2017年5月在美國出版《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在2015年長文的基礎上加以拓展和澄清,回應了對他的若干批評。

對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斷作出批評并不困難。比如,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沒有爭霸的基因;艾利森等美國學者不了解中國,不應該用西方國際關系模式來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為;艾利森關于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關系的研究,所舉出的歷史樣本不夠豐富,得出的結論過于武斷;中美經貿關系對兩國都太重要了,用戰爭來解決中美矛盾會兩敗俱傷,兩國的理性決策者絕對不會愚蠢到這種程度; [3] 冷戰時期的美國同蘇聯為避免直接軍事沖突,建立了危機管控機制,而中美之間現在也已建立起類似機制,可以避免偶發沖突激化為戰爭。

自2014年以來,駁斥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比喻中美關系的文章和議論已經很多了。但是,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自2009年以來,特別是2016年底以來,中美關系的確是在逐漸滑坡。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提出“印太地區”概念,加強地區安全同盟,這些都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變化。

2018年春天,中美貿易摩擦開始發展為貿易戰,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層層加碼,逼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中美經貿關系過去被形容為“壓艙石”,現在卻更像“絆腳石”。美國視南海爭端為中國挑戰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主要焦點,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也正在挑釁中國的底線。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向外部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全新選擇”,被美方認為是對西方價值體系、民主模式和美國世界霸權的強勁挑戰。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關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講話,對中國現行內外政策進行強烈抨擊,威脅要對中國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進一步坐實了同中國進行全方位競爭的戰略態勢。

自艾利森明確作出“修昔底德陷阱”論斷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地緣戰略競爭、政治分歧和戰略互疑的深化,至少證明他的論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被輕易駁倒。有些中國評論甚至承認,中美關系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4] 一般中國讀者都知道,中美兩國實力對比朝中國方面偏移,是中美矛盾加劇的原因。但是,本書并沒有將視角停留在這種所謂“政治現實主義”之上,而是借用美國已故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強調中美兩國在文化價值觀、發展道路、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兩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我認為,本書第三部分的相關論述,是相當精彩、耐人尋味的。

在本書附錄2“七個‘稻草人’”中,艾利森指出,學術辯論的一個通行做法,是把對方的論點扎成一個“稻草人”(對曲解對方論點的比喻),把它點火燒掉,然后聲稱駁倒了對方。他說的第一個“稻草人”,就是本書把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戰爭視為“不可避免”的。艾利森辯解說,他在書中列舉了一些案例,說明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可以避免戰爭;即使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謂“不可避免”,也含有夸張意味。那么,為什么本書要以“注定一戰”為書名呢?艾利森在一次跟我的私下交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美國也有“標題黨”,出版社編輯故意用聳人聽聞的標題來吸引眼球。其實,它那個帶問號的副標題更符合作者的初衷。

無論如何,中美是否終將發生戰爭或其他形式的全面沖突對抗,是一個真實的命題,無法給出簡單的答案。我認為,只有中美兩國提出新的戰略思路和作出重大政策調整,才能維持中美關系的基本穩定。否則,今后的中美關系將難以逆轉地繼續滑坡,并形成長期對抗。戰爭是最壞的、非理性的結局,應當全力避免;但即使沒有戰爭,兩國一旦發生政治外交摩擦加劇、軍備競賽升級、局部軍事對抗出現、經濟合作脫鉤、社會交往減少、科技教育交流倒退的現象,也會嚴重影響兩國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長遠福祉。

理解中美關系,除了要深入了解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動態之外,還需要關注中美建交40年來世界政治的變化。《三國演義》的卷首語寫道:“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或許也可以用來描述當今的世界政治。冷戰結束后,天下大勢曾經以“合”為主流,然而現階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渦,“分”的逆流迎面而來。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難以逆轉的;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領域的不平等、不公正現象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社會認同的割裂將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經濟不平等沿著社會認同的斷層線加劇,構成了世界政治新階段的特征。

世界政治的新變化或許是20世紀晚期開始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中的一段間奏,但也可能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新時代的序曲。這將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背景和底色。更大的陰霾可能籠罩中美關系,兩國的發展方向也有分道揚鑣的危險。這是同全球化大潮中的逆流相呼應的,并非不可想象。

警惕并避免中美關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值得中美兩國有識之士深入思考的緊迫問題。因此,把這本著作帶給中國讀者是必要的,中國學者對“修昔底德陷阱”理應有自己的解讀和回應。陳定定教授和傅強副教授的工作給中國的中美關系研究添薪加火,應當向他們致謝。

王緝思

2018年霜降時節寫于北京大學北閣

前言

兩個世紀前,拿破侖曾警告世人:“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她一旦醒來,將震撼整個世界。”今天中國已經覺醒,而世界正為之顫抖。

然而,許多美國人至今仍然否認中國從封閉落后的農業社會到“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對美國所產生的影響。這本書最大的創意是什么?它都濃縮在一個詞中——修昔底德陷阱。當崛起國威脅要取代守成國地位時,就應該鳴起警鐘——危險迫近。中國和美國目前沖突叢生,正處于戰爭沖突的邊緣——除非雙方采取艱難且痛苦的行動來避免戰爭。

隨著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美國長久以來擁有的優勢受到了挑戰,這兩個國家可能會掉入一個致命的陷阱中,這個陷阱最先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定義。他曾撰書記敘了2500年前一場幾近毀滅了古希臘兩大城邦的戰爭,在書中,他這樣解釋:“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5]

這一重要的洞見描述了一種危險的歷史模式。我在哈佛大學領導的修昔底德陷阱項目回顧了過去500年的歷史,發現了16個案例,都是一個大國的崛起攪亂了另一個主導國的地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個世紀以前,工業化后的德國挑戰了英國在啄食順序 [6] 中的頂端地位。它們之間的競爭所導致的災難性后果需要用一種新的暴力沖突類型來定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的研究發現,這16個案例里有12個案例都以戰爭收尾,只有4個得以幸免——對于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博弈來說,這個比例難以讓人欣慰。

本書并不是一部關于中國的專著,而是聚焦于崛起中的中國對于美國以及全球秩序的影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以來,華盛頓所主導的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已經定義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個大國間無戰爭的時代。現在大多數人視之為一件正常的事情。歷史學家稱這是一種罕見的“長和平”。現在,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正在瓦解這一秩序,故而此時提出和平時代是否終結是很自然的事。

2015年,我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題目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在走向戰爭嗎?》的文章。在該文中,我論證了這一歷史隱喻,為看清當今中美關系提供了絕佳的視角。從那時起,這個概念就引發了諸多爭論。政策專家和領導人們沒有直面現實證據,反思并作出可能令雙方感到不適但實屬必要的調整,而是圍繞修昔底德關于戰爭“必然性”的說法建構了一個“稻草人”。他們以此為基礎,爭辯稱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戰爭并非注定的。在2015年舉行的峰會上,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詳細討論了修昔底德陷阱。奧巴馬強調,雖然中國崛起帶來了結構性壓力,但“兩國都有能力解決分歧”。同時,用習近平的話來說,他們也承認,“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贊同這一觀點:中美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修昔底德也會贊同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本可以沒有戰爭這一觀點。從他的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說的“不可避免”只是一種夸張的說法:目的是強調該論斷。修昔底德陷阱既不是宿命論,又不是悲觀主義。相反,它讓我們超越了新聞頭條和政府的言辭,認識到北京和華盛頓必須妥善處理結構性壓力,以此構建和平的雙邊關系。

如果好萊塢正在拍攝一部針對中美兩國邁向戰爭邊緣的電影,那么再也找不到比習近平和唐納德·特朗普更好的主角了。這兩個人都體現出了各自國家對于實現國家振興的深切渴望。2012年,習近平當選為中國領導人,凸顯了中國的崛起國角色,而用言語中傷中國的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的勝利顯示了守成國的有力回應。習近平和特朗普有著截然不同的個性。但作為兩個大國的領導人,他們又有著相似之處。他們:

●都被一個共同的抱負所驅使:讓國家再次偉大。

●都把另一個國家視為實現夢想的主要競爭對象。

●都為自己獨特的領導能力而自豪。

●都認為自己在振興各自國家的事業中扮演著中心角色。

●都已經宣布了艱巨的國內議程,要求進行根本性變革。

●都支持國內徹底根除腐敗的計劃,并直面對方嘗試采取的手段,以達到各自的目標。

這兩個大國之間即將發生的沖突會導致戰爭嗎?中國和美國會步雅典和斯巴達、英國和德國的后塵,使悲劇重演嗎?抑或他們會找到一種有效避免戰爭的方法,然而這種方法是會像一個世紀以前的英美兩國一樣,還是會像美國和蘇聯歷經的40余載的冷戰一般呢?顯然,我們無從得知。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未來幾年中,我們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狀態在兩國間將會愈發緊張。

否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削弱其真實性。承認它也不意味著要欣然接受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為了后世子孫,直面這一歷史上最殘酷的趨勢之一,然后竭盡所能迎難而上。

致謝

本書成書過程漫長,而且費盡心力,如同一場智識上的奧德賽之旅。一路走來,欠下的感激就夠寫一篇長文了。從成為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一年級新生,拉班(Laban)教授向我(初次)介紹修昔底德,到如今在哈佛大學每月都會見面的中國工作組,我每天都在學習貫穿于本書的分析方法。我的資深論文導師克蘭·布林頓(Crane Brinton)(《革命的剖析》的作者)教我認識歷史中的模式。在牛津大學學習分析哲學時,我從A.J.艾爾(A.J.Ayer)、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和彼得·斯特勞森(Peter Strawson)那里學到了概念框架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差異。作為一名哈佛大學的博士生,我擁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能夠獲得三位善用歷史來分析當下挑戰的學界泰斗的指導,他們分別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歐內斯特·梅和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我的博士論文考察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闡明政府決策的復雜性,以及超級大國核武庫所構成的特殊危險,這些核武庫在對手之間焊接了牢不可破的紐帶。

在冷戰期間,我有機會學習和幫助人們理解這一切實存在的威脅,并作為顧問、導師和參與者制定戰略并最終打敗“邪惡帝國”。我有幸為這些人工作過:羅納德·里根總統和他的國防部長溫伯格(Weinberger)(我擔任特別顧問)、比爾·克林頓總統和他的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彭(Les Aspen),以及比爾·佩里(Bill Perry)(我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從溫伯格到阿什·卡特(Ash Carter)(我曾為其國防政策委員會服務)的12位國防部長,從中央情報局局長斯坦·特納(Stan Turner)(我曾擔任特別顧問)到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以及更多的同事。

但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學,尤其是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在總體上滋養和塑造了我的思想,特別是這本書中的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有幸擔任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阿爾·卡恩塞爾(Al Carnesale)、小約瑟夫·奈(Joe Nye)和我領導了“避免核戰爭”的項目,招募了大量的初級教員和博士后,試圖了解如何充分限制核競賽,使致命的對手得以生存。在后冷戰時代,我曾擔任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負責人,在那里許多教職員工和同事向我傳授了有關國際事務中最重大挑戰的知識。自始至終,我都有幸參與到A.N.懷特黑德(A.N.Whitehead)所說的“年輕人和年長的人在富有想象力的學習追求中走到了一起”的項目中。

我繼續從貝爾弗中心中國工作組成員那里有關中國的教程中受益。工作組成員包括霍斯·卡特萊特(Hoss Cartwright)、歐立德(Mark Elliott)、傅泰林(Taylor Fravel)、凱利·西姆斯·加拉格爾(Kelly Sims Gallagher)、保羅·希爾(Paul Heer)、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柯偉林(William Kirby)、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ahar)、梅根奧沙利文(Meghan-O’Sullivan)、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芮效儉(Staple-ton Roy)、陸克文(Kevin Rudd)、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傅高義(Ezra Vogel)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為了能透徹理解中國經濟,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一直給予我耐心的幫助,是我的主要領路人,同時,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her)、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也給予了支持。在運用歷史進行分析時,與我共同發起哈佛應用歷史項目的尼爾·弗格森一直貢獻巨大(most valued),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弗雷德里克·洛格瓦(Fredrick Logevall)、查爾斯·梅爾(Charles Maier)、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和斯蒂芬·范·埃弗拉都提出了充滿智慧的建議。

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言:“寫書是一種冒險。一開始,它只是一個玩物和消遣方式。然后它變成了情人,再變成主人,接著成為暴君。最后一個階段是,就在你即將接受它奴役的時候,終于殺死了怪物并將它示眾。”

與我之前的書不同,很多人幫助我殺死了這個怪物。主編喬希·布瑞克(Josh Burek)一直是我靈感、洞察力和奮斗到底決心的源泉。他的得力干將亞當·西格爾(Adam Siegel),在管理研究助理和學生的過程中展現了堅持不懈的優秀精神和過硬的技能,研究助理和學生包括:杰恩·貝克(Jieun Baek)、利奧·本科林(Leore Ben-Chorin)、埃德爾·迪克斯坦(Edyt Dickstein)、克里斯·法利(Chris Farley)、保羅·弗萊奧利(Paul Fraioli)、埃莉諾·弗萊奧利(Eleanor Freund)、埃克·弗萊曼(Eyck Frey-mann)、喬什·戈德斯坦(Josh Goldstein)、苔絲·海爾格倫(Tess Hellgren)、阿瓊·卡普爾(Arjun Kapur)、扎卡里·凱克(Zachary Keck)、內森·列文(Nathan Levine)、韋斯利·摩根(Wesley Morgan)、威廉·奧索夫(William Ossoff)、克里安娜·帕帕達基斯(Krysianna Papadakis)、薩姆·拉特納(Sam Rat-ner)、亨利·羅馬(Henry Rome)、蒂姆·桑多爾(Tim Sandole)和賴特·史密斯(Wright Smith)。特別感謝約翰·馬斯科(John Masko),他在附錄1中大膽地編輯了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的初稿。兩位杰出的學術新秀作出了重要貢獻:本·羅德(Ben Rhode),他幫助我打開了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門;還有賽斯·賈菲(Seth Jaffe),他熟練地評估了修昔底德陷阱在古希臘的原始實例。

鮑勃·布萊克威爾(Bob Blackwill)、尤里·弗里德曼(Uri Friedman)、邁克爾·瑪蒂娜(Michael Martina)、吉姆·米勒(Jim Miller)、小約瑟夫·奈、麥克·薩梅耶(Michael Sulmeyer)、馬克·托赫(Mark Toher)、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阿里·溫尼(Ali Wyne)和鮑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審讀了本書部分章節,并提出了寶貴意見。

以上值得尊敬的團隊成員為這本書的修正和改進提供了有益的反饋意見。如果還有什么其他的錯誤,都應由我本人負責。

貝爾弗中心的執行董事加里·薩莫雷(Gary Samore)和帕蒂·沃爾什(Patty Walsh)都極其優秀,因為他們的努力工作使中心在我撰寫此書過程中一切運行正常。我的同事本·克雷格(Benn Craig)、阿里爾·德沃金(Arielle Dworkin)、安德魯·法西尼(Andrew Facini)、安德里亞·海勒(Andrea Heller)、亨利·坎普夫(Henry Kaempf)、西蒙娜·奧漢倫(Simone O’Hanlon)和莎倫·威爾克(Sharon Wilke)都在幕后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謝謝你們。

感謝我的經紀人,邁克爾·卡萊爾(Michael Carlisle),他很早就看到本書的潛力,且從未動搖。霍頓·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團隊在管理我的手稿和處理我的情緒波動方面值得贊許,該團隊的成員有:拉里·庫珀(Larry Cooper)、洛里·格拉澤(Lori Glazer)、卡拉·格雷(Carla Gray)、本·海曼(Ben Hyman)、亞歷山大·利特爾菲爾德(Alexander Littlefield)、艾莎·米爾扎(Ayesha Mirza)、布魯斯·尼科爾斯(Bruce Nichols)、塔林·羅德(Taryn Roeder)。

最重要的是,我很感激我的妻子伊麗莎白,她不僅是我一生的摯愛,而且成為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回顧本書每一個章節時最體貼的現實檢驗者。

引言

我之所以著此書,并非為了給自己贏得一時的贊譽,而是想以此作為留給時代的財富。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我們處于世界之巔。我們已經登極頂峰,并將永葆輝煌。當然,對于我們來說這件事情叫作歷史。然而這種歷史對他人來說卻并不愉快。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回顧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的登基鉆禧慶典”

像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我經常被問及“歷史的教訓”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沒有永久的贏家和敗者。

——拉瑪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哎,如果我們早知道的話。”這是德國總理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即使當一位同僚逼問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時,他也無法解釋他的選擇,更無法解釋其他歐洲政治家們的選擇是如何誘發了迄今為止最具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參戰國都失去了它們為之斗爭的一切:奧匈帝國解體,德國皇帝被罷黜,俄國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國人為之流血犧牲,而英國也失去了它的財富和朝氣蓬勃。這一切是為了什么呢?如果我們早知道的話。

近半個世紀以來,貝特曼·霍爾韋格的惋嘆一直縈繞在美國總統的心頭。1962年,時年45歲的約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正值總統的第二年任期,但他仍然盡力履行自己作為總司令的職責。他知道當他按下核武器按鈕的時候,在幾分鐘之內就能殺死數億人。但這一切是為了什么呢?當時曾有一句標語稱:“寧肯死去也不被赤化。”肯尼迪拒絕了這種過于簡單且錯誤的兩分法。“我們的目標”,正如他所言,必須是“不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和平,是和平和自由兼得”。問題是,他和其領導的政府如何才能實現這兩個目標。

1962年夏天,和家人在科德角(Cape Cod)度假時,肯尼迪閱讀了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關于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八月的槍聲》(The Guns of August)。塔奇曼追蹤了德皇威廉二世及其總理貝特曼·霍爾韋格、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及其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奧匈帝國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以及其他人的思想和行為,認為他們如同在深淵中夢游。塔奇曼認為這些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危險。沒人想要最后的這場戰爭。若能從頭再來,沒有人會重蹈覆轍。因此在反思自己的責任時,肯尼迪發誓如果自己面臨災難性的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抉擇,而且自己的選擇至關重要時,他會給出比貝特曼·霍爾韋格更好的答案。

肯尼迪并不能預見未來。1962年10月,在他閱讀塔奇曼著作的兩個月后,他與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對抗。古巴導彈危機始于美國發現蘇聯企圖將核彈頭偷運到古巴,該地距佛羅里達州僅有90英里。從外交威脅到美國直接封鎖古巴,美蘇兩國之間都開始了軍事動員并出現了幾次高風險的沖突,包括美國U 2間諜飛機在古巴上空被擊落等,兩國間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在危機持續了13天的危急時刻,肯尼迪向他的胞弟羅伯特透露,他相信這場危機最終演化成核戰爭的概率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但是,迄今歷史學家們并沒有找到降低戰爭概率的方法。

雖然肯尼迪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但他還是重蹈覆轍,作出他知道的實際上會增加戰爭風險(包括增加核戰爭風險)的選擇。他選擇了公開對抗赫魯曉夫(而不是試圖通過外交途徑私下解決這一事件),并且畫下了一條明確的紅線,要求拆除蘇聯的導彈(而不是給自己留有余地);威脅進行空襲,摧毀蘇聯導彈(知道這可能引發蘇聯對柏林的報復);最后,在危機的倒數第二天,肯尼迪給了赫魯曉夫一個時限和最后通牒(即如果蘇聯拒絕該通牒,肯尼迪將要求美國打響戰爭的第一槍)。

在作出每一個選擇的時候,肯尼迪都明白,他正在加劇危險,未來發生的事件和他人作出的選擇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圍,這可能會導致核彈摧毀包括華盛頓特區(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家人的避難所)在內的美國城市。例如,肯尼迪將美國核武器戰備狀態提高至二級戰備狀態,使得美國不易受到蘇聯先發制人的打擊,但同時也拉下了許多核武器的保險栓。在二級戰備狀態期間,德國和土耳其的飛行員駕駛著裝載了核武器的北約武裝轟炸機,距蘇聯的目標不到兩個小時。因為核武器的電子鎖在當時尚未發明,所以沒有任何物理或是技術層面的障礙能夠阻止一個決心前往莫斯科并投下核彈的飛行員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沒有辦法能夠遠離這些“無法控制的風險”,肯尼迪和他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深入研究組織程序,力求減少事故或疏漏。盡管他們已經作出努力,歷史學家仍然發現了數十個在肯尼迪控制范圍之外且幾乎可以誘發戰爭的事件。例如,在一次美國的反潛行動中,美軍在蘇聯潛艇周圍投放炸藥,迫使蘇聯潛艇浮出水面,這使得蘇聯艦隊的指揮官認為遭到了攻擊,差點發射了核武裝魚雷。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個U 2間諜飛機的飛行員誤從蘇聯上空飛過,導致赫魯曉夫擔心美國正在為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評估并提取坐標。如果上述任意一個行動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肯尼迪能夠解釋他的選擇是怎樣導致戰爭的嗎?在面對質詢時,他能給出比貝特曼·霍爾韋格更好的答案嗎?

人類事務中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困擾著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分析戰爭爆發的原因時,歷史學家主要關注直接或者最直接的原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針對哈布斯堡王朝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暗殺行動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調動軍隊對抗軸心國的決定。如果古巴導彈危機導致了戰爭,那么直接原因是蘇聯潛艇的長官決定發射魚雷而不是讓潛艇下沉,或者是某個土耳其飛行員錯誤地將核武器投放在莫斯科。毋庸置疑,這些誘發戰爭的直接原因非常重要。但是史學創立者們認為,導致流血沖突的最明顯原因往往掩蓋了更為重要的因素。修昔底德告訴我們,比戰爭導火索更為重要的是奠定戰爭基礎的結構性因素:在這類條件下,可控事件將會逐步升級到無法預見的嚴重程度,并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陷阱

對于這個國際關系研究中引用最頻繁的短語,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將其闡釋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修昔底德記敘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這場始于公元前5世紀的沖突吞噬了他的家鄉——雅典,并且幾乎毀滅了整個古希臘文明。修昔底德曾作為士兵服役,他見證了雅典挑戰當時占據希臘統治地位的軍事政權——斯巴達。他觀察了這兩大城邦間爆發的武裝沖突,并詳細地描述了戰爭中可怕的傷亡人數。當國力已經被嚴重削弱的斯巴達終結雅典之時,他卻早已辭世,沒能見證這場戰爭的慘痛結局,但這對他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雖然很多人指出了一系列促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因素,但修昔底德直接指出了問題的核心。當他把焦點集中在“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時,他發現了一些歷史上最具有災難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戰爭根源的主要驅動力。在不考慮動機時,當一個崛起國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時,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壓力就會導致暴力沖突,無一例外。這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也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德國和英國之間,更是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國和蘇聯之間,幾乎導致了二者之間的戰爭。

像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雅典人認為它的進步是有利無害的。在沖突爆發前的半個世紀里,雅典已經成為古希臘文明的燈塔。雅典擁有哲學、戲劇、建筑、民主、歷史和驍勇的海軍,以及以往普天之下見過的和沒見過的任何東西。它的迅速發展開始對斯巴達產生了威脅,而斯巴達已經習慣了它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主導地位。隨著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膨脹,雅典人也隨之要求自己被尊重,并期望調整安排以反映新的權力現實。修昔底德告訴我們,這些都是對地位變化的自然反應。雅典人怎么可能不認為他們的利益更值得被重視呢?雅典人怎么可能不期望他們在解決分歧方面有更大的影響力呢?

修昔底德也解釋說,斯巴達人自然也應該認為雅典人的主張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忘恩負義的。斯巴達有權質問雅典,是誰給雅典的繁榮提供了安全的環境?隨著雅典覺得自己的地位愈發重要,并認為自己應該擁有更多話語權時,斯巴達便心生恐懼和不安,并決心捍衛現狀。

類似的情形在其他場景中也有所體現,甚至在家庭中都可以看到。當一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平步青云,讓人想到他將會蓋過其兄長(甚至其父親),我們預料會發生什么呢?臥室、衣柜的空間或座位的分配是否應該進行調整以反映地位的變化和年歲的增長呢?在諸如大猩猩這類的有統治首領的物種中,一旦潛在的繼任者越來越強大,無論是族群的頭領還是其挑戰者都作好了最終攤牌的準備。在商業領域,當顛覆性技術允許像蘋果、谷歌或優步之類的新貴公司迅速闖入新的行業時,其結果往往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并導致該行業的老牌公司,例如惠普公司、微軟或是出租車運營商去調整和適應它們的商業模式,或是導致老牌公司的消亡。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崛起國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時,自然會出現不可避免的混亂。這一局面可以發生在任何領域,但在國際事務中這一概念的內涵最為危險。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實例導致了一場讓古希臘為之戰栗的戰爭一樣,這一現象在幾千年來一直困擾著外交領域。今天,它更是已經將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置于一條無人想要的、通往災難的道路上,但最終它們可能會證明悲劇無法避免。

中美注定一戰嗎?

從未見過世界上出現像中國崛起這樣造成全球力量平衡發生如此快速的結構性變化。如果美國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年里,它占據了全球經濟市場的50%。到1980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22%。而中國連續30年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使美國在全球經濟市場中的份額減少到了現在的16%。如果按照當前的趨勢繼續發展,在未來30年內美國占全球經濟產出的份額將進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從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將在2040年達到30%。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逐步使之成為一個令人畏懼的政治和軍事競爭者。在冷戰期間,隨著美國對蘇聯挑釁的反應愈發遲鈍和笨拙,五角大樓曾有此言論:“如果我們面對一個真正的敵人,我們將深陷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國正是這樣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潛在敵人。

中美兩國陷入戰爭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為這顯然并非明智之舉。然而,回顧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百年歷程,歷史證明人類會變得愚鈍。當我們說戰爭“不可想象”時,這是一句關于這個世界上可能發生之事的陳述,還是僅僅是我們有限的思維能構想出來的事物呢?

就目前來看,關于全球秩序的決定性問題是中國和美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數符合這一范式的競爭大多以悲劇收尾。在過去的500年中,有16個大國崛起并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的案例,其中有12次導致了戰爭。幸免于戰爭的4個案例則只是因為挑戰者和被挑戰者都在行動和態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調整。

中美兩國同樣可以避免戰爭,但前提是這兩個國家能夠接受以下困難的現實。首先,就目前的態勢而言,美國和中國在未來發生戰爭不僅是有可能的問題,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認識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就以往歷史經驗而言,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比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低估戰爭發生的危險反而會增加戰爭發生的風險。其次,戰爭并非不可避免。歷史表明,主要的守成國可以在不引發戰爭的前提下,管理與對手之間的關系,甚至是與那些威脅到自身地位的對手的關系。這些成功和失敗的記錄為當今政治家提供了許多經驗和教訓。正如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所言,只有那些沒有學習歷史的人才會被譴責重蹈覆轍。

接下來的章節闡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探究其發展的動態過程,并解釋它對于當前中美之間競爭關系的影響。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崛起的簡要概述。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正在發展,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它發展的規模或結果。用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的話來說,這件事情發生得太快,我們還沒來得及感到驚訝。

第二部分是從歷史的廣闊視角來解讀中美關系的近期發展。這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當前的事件,而且還提供了事態發展趨勢的線索。我們的研究將追溯到2500年前,當時雅典的迅速發展震驚了占據主導地位的軍事強國——斯巴達,進而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還有,那些發生在過去500年間的重要案例也為我們理解崛起國和守成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戰爭提供了洞見。與當前中美僵局最接近的狀況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對英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這應當給我們以警醒。

第三部分將探討當前中美兩國關系是否已經處于暴風前夕。我們看到大量媒體報道了中國的“強勢”行為和不愿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建立的“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4年的人和事。同時,進行一定的自我反思和對照也是應當的。如果中國“像我們一樣”——美國大步沖入20世紀,信心滿滿地認為接下來的百年將是美國的時代——那么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更加嚴峻,戰爭更難以避免。如果它真的沿著美國的腳印,我們應該能看到中國將影響力從蒙古擴展到澳大利亞,就像當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按照他的喜好塑造了“我們的半球”一樣。

不過,中國現在走上了一條與當年美國登頂霸主時所采取的不同道路。但是,從中國崛起的許多方面,我們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處。那么,中國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讓中國再次偉大。十多億中國人最深切的渴望不僅是使得國家富有,而且要實現國家的強大。事實上,他們的目標是中國足夠富強以至于其他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承認中國利益并給予中國應該得到的尊重。這一“中國夢”的規模和雄心,足以讓我們打消任何認為中國在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后,中美之間的競爭就會自然消退的念頭。當考慮到我的前同事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的觀點時,這一點尤其如此。他指出中美兩國的價值觀和傳統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具有歷史性隔閡,這使得兩國間的和解更加難以捉摸。

雖然似乎很難看到目前兩國間對抗會得以解決,但是兩國發生實際武裝沖突似乎也是遙不可及的事。但果真是這樣嗎?事實上,通往戰爭的道路比我們所認為的更加多樣,戰爭貌似更可能發生(甚至更為平淡和普通)。從當前中國南海、中國東海以及網絡空間的對抗,到一場螺旋式上升并瀕臨失控的貿易沖突,中美兩國間極易爆發雙方直接交火的情況。盡管這些情景都不太可能發生,但當我們回憶起暗殺斐迪南大公或是赫魯曉夫在古巴的核冒險的意外危機之后,我們意識到了“不太可能”和“不可能”之間的差距是如此之小。

第四部分解釋了為什么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大多數政策界和公眾都對戰爭的可能性抱有天真的自信,而宿命論者則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逼近一個無法移動的物體。不過,雙方都不完全正確。如果兩國領導人都能研究歷史中成敗的經驗和教訓,那么他們將找到豐富的線索,并能夠從中形成一個在不發生戰爭的狀態下滿足各國基本利益的戰略。

一個擁有14億人口和5000年歷史的文明重返輝煌并不是什么問題。問題是實現的條件,它需要經過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營造出長期環境。這種管控的成功不僅僅只需要新的口號、更頻繁的首腦峰會或是更多的部門工作會議。要在不引發戰爭的情況下管理這種關系,就需要雙方政府最高層時時刻刻地持續關注。這將需要兩國之間高度的相互理解,而這種程度的相互理解自20世紀70年代亨利·基辛格與周恩來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進行對話后就未曾見過。更為重要的是,這意味著領導人和公眾需要在態度和行動上都作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革。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議的事情,設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間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變歷史的弧線。

第一部分 中國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

你不知道雅典人是什么樣的人。他們總是在考慮新的計劃,并且很快就能付諸實踐。他們制定一個計劃后:如果計劃成功了,那么這次成功與下一步的行動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羅奔尼撒聯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公元前432年

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她一旦醒來,將震撼整個世界。

——拿破侖,1817年

2011年9月,在戴維·彼得雷烏斯升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后不久,我前往弗吉尼亞州蘭利市的辦公室見到了這位最成功的當代將軍。20世紀80年代,我與他初次相遇,當時他是普林斯頓的博士生,我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院長。從那時起,我們就一直保持著聯系,當他在美國軍隊中一路高升時,我繼續著我的學術工作,同時還在五角大樓進行了幾次授課。在簡單聊了一些他新工作的事情后,我問戴維,中央情報局的資深特工們是否已經為他打開了一些秘密的“寶盒”——那些包含美國政府最高機密和最不為人所知的文件。他心照不宣地笑著說:“當然。”容我在后文中一一道來。

交流了一會兒之后,我向他詢問關于“深度睡眠者”的事情:這些人是與中央情報局建立某種關系的個人,但他們的基本任務是長期生活在國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該國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報局承諾將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幫助他們成就事業,但當中央情報局發出任務召喚時——十分隱秘且有可能十年內僅會有一兩次——他們將坦誠地詳述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當我打開一份由一位敏銳且富有遠見的人撰寫的報告時,戴維正站在桌子對面,這份報告可以告訴華盛頓如何對這個最偉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作出回應。正如我對這位新晉局長所言,這個人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這個人親眼目睹了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到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時期市場經濟驅動的社會變革。事實上,他與許多中國領導人建立了重要的工作關系,其中包括未來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這份報告長達50頁,以問答形式呈現。我閱讀了它前一部分問題:

●中國當前的領導人是否在認真考慮,在可預見的未來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頭號強國?

●中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略是什么?

●中國實施其戰略的主要障礙是什么?

●中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中國成功問鼎世界,將會對其亞洲鄰國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對美國而言又有什么后果?

●中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嗎?

這個人為這些問題和其他更多的問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答案。他拉開了美國思考中國領導力的序幕,冷靜地評估了這兩個國家有一天可能會發生激烈沖突的風險,并為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報,這有助于預防意想不到事件的發生。

李光耀當然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他的思想、心靈和靈魂都屬于新加坡。但是這位2015年與世長辭的政治家擁有著卓越的智慧。我給戴維的報告是《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書的藍本。該書是我在2013年與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阿里·溫尼(Ali Wyne)合著的。作為狹小的城市國家——新加坡的創始人和為其服務終生的領導者,李光耀把這個貧窮、無足輕重的小漁村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大都市。作為華裔,李光耀在劍橋大學接受教育,并把儒家思想和英國上層社會價值觀相融合。直到他2015年辭世,他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國觀察家。

李光耀對于中國以及整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的洞察力,使他成為了每一個國家領導人都渴求的戰略顧問,包括從理查德·尼克松到巴拉克·奧巴馬在內的每一位美國總統。他對中國的敏銳理解不僅反映了他所謂的“非凡的戰略敏銳性” [7] (亨利·基辛格如是說),而且反映了他迫切想要了解中國這頭睡獅的心情。雖然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效用并不明顯,但中國對于新加坡這個島國而言仍然是一個龐然大物,新加坡在其陰影下尋求自己的生存方式。李光耀是最早看到中國的真實本性及其全部潛力的人之一。

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當李光耀研究中國及其領導人時,他們也在對李光耀及其國家進行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當鄧小平開始考慮帶領中國快速進軍市場經濟時,中國領導人將新加坡視為一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實驗室。李光耀曾與自己的“北方鄰國”中國的國家主席、政府總理、部長以及“政治新星”進行了長達數千小時的直接對話。 [8]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每一位中國領導人都對其尊敬有加。

我從李光耀那里為這位新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取經,解決了最令人不安的中國發展走向的問題,即中國的巨變對于世界權力平衡而言意味著什么?李光耀的回答十分尖銳:“中國對世界平衡的改變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須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裝只把中國當作一個世界舞臺的較大參與者。中國是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 [9]

美國會屈居第二嗎?

在哈佛大學國家安全課上,我以一個小測試開始關于中國的講座。第一個問題要求學生比較中美兩國1980年和現在的排名。幾乎每一次做這個實驗,學生們都對他們所看到的事實感到震驚。一張2015年的數據圖表就能說明這些。

僅在一代人之內,一個此前從未在國際聯盟中露面的國家忽然躍居榜首。198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3000億美元;2015年,這個數字增長到11萬億美元——通過市場匯率換算得出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8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不足400億美元;到2015年,這一數字增長了近百倍,達到4萬億美元。 [10] 從2008年開始,中國每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都要大于印度的整體經濟總量。 [11] 即使在2015年經濟增長率較低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每16周就能創造出一個希臘的經濟規模,每25周就能創造出一個以色列的經濟規模。

表1.1 中國各類數據占美國相應數據的百分比

以美元作為衡量單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從1860年到1913年,美國取得了卓越成就,一舉超越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并震驚歐洲,這一時期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4%。 [12] 自1980年起,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根據金融學的72法則,即用72除以年增長率,以確定經濟或投資何時會翻一番,由此得出結論是中國經濟每7年翻一番。

我們需要著眼于更長遠的歷史時期,才能理解中國所創造的這一奇跡是多么不可思議。在18世紀,英國孕育了工業革命,并創造出了現在我們所知的世界。1776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國富論》,解釋了歷經千百年貧窮之后,市場資本主義是如何創造財富以及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的。17年后,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也被稱為“瘋王喬治”,在位期間輸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使者抵達中國,提議兩國建交。在那個時代,英國工人的生產率比中國的工人高得多。 [13] 如幾百年來的傳統一樣,中國人口仍然占優勢,但是他們十分貧窮。在結束了每天的勞作后,一個中國工人僅能勉強養活自己及其家人,只剩下相對較少的結余來支付國家培養士兵和投資軍備的賦稅,比如發展能夠把國力投射到國界之外的海軍等(除了短暫的半個世紀外,中國皇帝4000年來都未曾發展過海軍)。如今,中國工人的生產率是美國工人的四分之一。如果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里,他們的生產力達到美國人的一半,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經濟的兩倍。如果中美兩國生產力持平,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4倍。

這一基本的計算給華盛頓采取行動去“再平衡”中國的體量增長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在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隆重宣布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要“轉向”(pivot),把華盛頓的關注點從中東轉向亞洲。 [14] 用奧巴馬總統的話來說:“在過去的10年內,我們經歷了兩場耗資巨大且傷亡慘重的戰爭,美國正在把關注點轉向潛力巨大的亞太地區。” [15] 他承諾要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經濟和軍事存在,并且表明了美國對于遏制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決心。奧巴馬總統把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視為他任內的主要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奧巴馬總統和國務卿希拉里之下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主管該倡議。2016年他出版了名為《轉向:美國未來在亞洲的治世方略》(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的著作,使“偉大的再平衡”不止于設想,有了實現的可能性。盡管他盡了最大努力,然而他沒能找到更多的指標來支持其論點。從對總統的注意力跨度、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和助理在會議上所花費的時間、與亞太地區領導人會面的時間、飛行的架次、船舶停靠時間以及預算分配等進行分析,都很難看出亞太地區成為戰略轉向的跡象。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在進行的戰爭、敘利亞剛剛燃起的戰火,以及貫穿整個中東的“伊斯蘭國”(ISIS)壟斷了政府的外交議程,并主導了奧巴馬的8年總統任期。正如奧巴馬任期內白宮一名官員回憶的那樣:“我們從未感覺離開過中東。大約80%的國家安全會議都集中在中東事務上。” [16]

即使美國的注意力沒有集中在別處,華盛頓也會竭力去阻止經濟引力定律的生效。比較中美兩國經濟的相對權重如同把兩國置于蹺蹺板的兩端。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也是痛苦的。美國人一直在爭論他們是否應該放松左腳(中東)的施力程度,從而給右腳(亞洲)加壓。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三倍于美國的速度高速增長。因此,美國這一側的蹺蹺板已然傾斜,可能很快美國經濟的雙腳將完全懸空。

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計量單位: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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